(法研通讯社 文/马琳 图/何春燕)4月15日19时,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杨煦生教授做客燕山大讲堂,带来了主题为《国学与汉学》的精彩讲座。讲座在我校学院路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在讲座的开始,杨煦生介绍他是从特殊的角度来讲“国学”与“汉学”这两个目前被用得十分广泛,但内涵、定义有很多歧义与冲突的概念的。
首先,杨煦生介绍了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若干悖谬的背景问题。关于世界上进入现代的模式,杨煦生将其划分为欧洲世界的自觉、自发的模式及非欧世界的带有浓重国家意志色彩的社会动员模式。关于古今关系的两种模式,杨煦生认为,虽然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这些大的历史事件都带有一定的断裂性,但西方世界的古今关系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连续的;而我国则不同,我国的古今关系是一种断裂式的关系。在杨煦生看来,从世界史角度考察,五四运动是奇特的。在五四时期中国人有了一种类似于未来乌托邦的东西,传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切割。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识,就是我们可以跟传统进行切割,为了进入现代,必须跟过去做一种彻底的切割。
接下来,杨煦生以“国学何谓?国学何为?”这样两个问题为标题进入了第二部分的演讲。首先,杨煦生简要介绍了国学提出的历史背景。章太炎在日本时第一次提出了国学的问题,这个概念形式上借鉴了日本的概念。杨煦生将章太炎对国学的第一次自觉称为救亡式的自觉,而将我国目前对国学的第二次自觉称为民族复兴的自觉。由于我国古今关系是一种断裂式的模式,那么现在的国学恰恰是为我国百年之中破坏的很多东西重新开辟一条精神上的延续和修补的路。之后,杨煦生介绍目前学界关于国学的定义和范式的问题还没有形成清晰、达成共识的概念。原因有二:一、从古今角度看,国学制与我国进入现代之后的学科分科制不同,因此暂时将这种国学制的学统称为国学。二、从中西角度看,国学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一种精神遗产或者学统,目前其在我国的分科制中作为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存在。就国学的内容这个问题,杨煦生借用了蒋庆的一句话来回答,“儒学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儒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接着,杨煦生回答了标题中的“国学何为”这一问题。他认为国学更多的是一种时政学科,它是中国人关于自己的文化自性。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本质是全球化改变了以前的思想、技术、产品,甚至各种流行文化,并使其互动起来,而这些互动的前提是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文化模态学的特征,并且对它充满自信。国学便在其中起着文化模态的作用。
之后,杨煦生再次以问题的形式为标题开始了第三部分的讲座。第三部分的标题为“汉学何谓?汉学何为?”。“汉学”一词于1834年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辞典里。杨煦生将汉学简单的分为四个范式:一、13世纪左右西方世界开始的对中国游记文学式的想象,杨教授将其称为“前学科”的范式。二、16、17世纪之交,耶稣会进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经典的翻译与外传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三、19世纪初,汉学进入大学制,这时西方的汉学是以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作为核心,是一种中性的、客观价值中立的学术。四、目前最容易找到的汉学书的范式,是美国式的完全经验性的对中国的研究。而就汉学之实质的问题,杨煦生提出就其实质和主导倾向而言,汉学是一种西方的人文学科,一场主要由基督教文明发起的与中国文明持久而艰难的对话。这场对话实质上一直持续着,我们在这场对话之中经常是缺席的被对话者,假如我们关心汉学,意味着应该成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对话,而不是总被对话。
最后,杨煦生总结道,国学目前似乎纯粹中国的一种东西,而汉学当中我们却仅仅是被对话者。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使自己主体化,不要总是被对话或者创造伪对话。另外,无论是国学还是汉学,都不应该是被垄断的文化,而应该是大众参与下的文化。
在讲授过程中,杨煦生教授谈吐幽默,他对国学与汉学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深刻的理解,他的讲座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兴趣。听众们热心提问,内容涉及国外的汉学研究现状、元清两代对国学的影响以及汉学研究的范围等众多问题。杨教授一一作答,渊博的学识获得了听众们热烈的掌声。
嘉宾简介:
杨煦生 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 历任研究职位或教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8-91),德国图宾根大学东亚所汉学系(1994-99),波恩大学跨文化宗教及宗教史研究项目(1997-98),德国埃尔兰根大学非欧文化所汉学系(2001-03;2003-05),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5-2010),其间,2008-2010任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学术及社会兼职有德国世界伦理基金会特约研究员(2004至今)、罗马华裔学志中心特约研究员(2006至今),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部兼职教授(2006至今)等。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欧社会论坛(China-Europa-Forum)宗教组中方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