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老师结合大量的案例以及实际材料，从“数据化司法”、“运动化司法”、“政治化司法”以及“密室化司法”等情态分析探讨司法的异化问题。并从司法从业者的角色、行为、定位等角度分析了导致司法异化的因素。对这种“异化的司法”提出了他本人“对事苛责，对人宽容”为原则的纠正药方，以期异化的司法回归正途。
针对姜涛老师的报告，老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与姜涛老师进行了讨论交流。
附：姜涛老师提纲
异化的司法
姜涛/军法所
司法的过程，在理想状态下，无非是既已刊诸典宪的规则在现世的践履。无论民众，或是政府，其行动均可在大体上印证和重现国家立法，从而使人相信法律“所言非虚”，相信国家“能重然诺”，相信自己“有所依循”。在一个法治国中，公正而妥适的司法过程应能匡济民权，均衡政制，使得上至总统选举、焚烧国旗，下迄堕胎选择、“人肉搜索”，众多“社会问题”常能百川汇海，转化为“法律问题”。如同尤里披底对雅典的赞美，“你看见我们/有秩序的生活和司法/永固的法律/不随人的愉悦而变更……”反观当下吾国之法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于是在许多时候，“法律问题”也变成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处于法律规范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司法过程，则成为集中凸显各种冲突和悖谬的火山口，于是呈现为“异化的司法”。
一、司法异化的种种情态
1、数据化司法
数据化司法，是指对法律职业者的工作业绩、量化考核的各种数据被单一、过分地使用，反而影响到正常司法过程的状况。在我国目前公检法机关，打击处理率、办案数、破案率、成案率，起诉成功率等等量化指标，是直接影响法律职业人行为的核心数据，而所谓“司法为民”、“宪法法律至上”之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要求，则在实践中流于空言。数据化司法的实质，是脱离民众、单纯对上负责的行政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有权者通过考绩数据来衡量法官检察官业绩，类似于企业追求销售业绩，所以亦可称为“企业化司法”。
2、运动化司法
运动式司法是我国司法的另一个表现形式。譬如严打、各种专项斗争、乃至于一波一波的司法改革措施，在开展的时候，都采取了类似于运动的模式，形成一种风潮。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职业人个体的理性头脑，可能要让位于高层领导的偶然决策。运动的典型特征：一是需要领导重视。因之，换了领导之后，往往人亡政息。二是有阶段性，只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而不构成长期稳定的秩序。三是一家独大。某项运动开展之后，会获得“舍我其谁”的地位，所有“干警”务须“心随我动”，不可心有旁骛。
3、政治化司法
所谓政治化司法，是指为了某种政策性的目的，而刻意追求对某些种类行为的法律控制，或不当动用司法资源。较为常见的如，对于“聚众”类、组织性的犯罪（甚至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常常“轻罪重刑”，“疑罪从有”，违反罪刑相应和无罪推定等原则。
4、密室化司法
正常的司法审判，应当是由合议庭或独任庭进行审理和评议。但在现实司法环境下，相当大比例的案件并未通过庭审得出定论。这其中，除了部分是属于 “疑难”、“复杂”而交给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只是由于院、庭、市、县各种“长”们有意无意的过问。但无论前者后者，名之“密室司法”均不为过。这种司法，不但弃两造于事外，甚至连主审法官都被边缘化。结果是，既没有像“司法的广场化”那样追求“阳光下的司法”，也没有像“司法的剧场化”那样凸显“程序和秩序观念”、促成法律活动的“技术化和专门化”，而是直接走向了密室，把“审判”变成了“评议”。
二、对司法异化的一种观察
导致司法异化的因素，显然系出多端。这里仅撷其一端，作为今天的讨论话题，即法律人的职业命运与考绩制度。在司法运作过程中，国家本来既有“管人”的法（组织法），又有“管事”的法（程序法）。但是，当下的现实是，法官检察官办案时首要考虑的，既不是组织法也不是程序法，而是“考绩法”。
1、法官抑或胥吏？（角色）
以数据化司法为例。在院庭长（以及更高层级司法机关或司法系统外的权力实体）的统辖之下，各种数据化、准数据化的指标成为法律人首要的行为准据。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他不再直接“省诸法律”，而是首先“省诸数据”。于是，司空见惯的情形就是，检察院和法院热衷于搞“试点”、推“经验”、树“典型”；院庭领导热衷于办案总数的提高、追诉成功率的提高；普通法官检察官则在意评比先进、擢升职级、规避风险。在整个法律人文化中，形成了谨小慎微、上命下从的典型的官僚制特色。
2、礼让与张狂（行为）
在容易招来职业风险的案件上（比如纪委经手之前的贪渎案件，类型特殊一般不予省察的案件如“足球黑哨”“企业家原罪”等），以及容易招来风险的处理方式上（如不起诉、无罪判决），法官检察官们出于趋利避害的需要，选择的往往是“礼让”，或者是去请示，或者根本就远离。龙应台说，“吏之责大权小，则会推诿”。可称洞见。而在驾轻就熟的案件中（如各种传统犯罪），则“煞有介事”地“法不容情”。相较于面对新型案件（往往涉及权力、财富、智识较高人群）时的谨慎，法律官员们面对升斗小民治安罪错时的表现，堪称张狂。
3、草根还是精英（定位）
简略考察了法律人的职业生态环境后，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法官检察官们究竟属于何种阶层呢，是草根，还是精英？我们的制度预设，是偏向于精英司法的。考察法律人的实际状况，可以大体认为：从能力、学养方面，在严格准入制度后接近于精英；从薪俸待遇方面，清廉司法者属于典型的草根；从其自我认同角度，则介于两者之间。
本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人的最终定位应为职业精英。种种制度羁绊造成的法律人职业困厄，是可望革除的旧弊，且在政体改革的全局中可为先行。而倘若放任法官“小吏化”、不敢走向法官独立，则这个社会始终缺少一个“抱持正义”、“以法律为圭臬”的特殊人群。
三、苛责与宽容
作为一个评论者，我同时选择苛责与宽容。把苛责给予“制度”，把宽容给予“法官”。也就是，对事苛责，对人宽容。
法官检察官们的困境，在于每一天都要面临“政出多门”、无所适从的窘迫。法律、政策、社会效果、长官意志、同侪的赞许或讶异，从不同的方向给予他们不同的指引。而最终促使他们决断的，往往是前面第二项之后的因素。
但是，这样的局面出现，我们并不能苛责那行为人本身。每个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的毕业生开始进入司法职业时，也许都有奉公守法的意愿和守正不阿的情怀。然而模范的职业法官的出现乃至批量地产生，不能建立在要求法官以天使或苦行僧自居的基础上。今天我们的法官文化，仍然停留在罔顾职业分际、只强调“奉献”、“清贫”等自苦性价值、以树立雷锋式英雄人物为样本的层次上，用“我欲仁则斯仁至矣”的道德术语压迫法官的个体需求。而这种在人性预设上严重失当的制度，也（经由崇高目标和庸劣现实的强烈反差）无可避免地带来了整个司法系统的异化。最后的教训是，肉食者如果把法官置于困境，法官就会把民众逼入绝境。
异化的司法，终究要回到正途。澄明的法治，也终究是我们百转千回后将要达致的方向。在这条千头万绪的大路上，我们可以考虑先从法律人本身的利益和命运入手。倘能渐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