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功德教授首先对我国历史上的火车事故作了一个回顾与对比，他指出这一次事故本可以避免，可为什么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制度的力量就在于保证一切运行良好有序，但由于人为因素不能发挥制度的作用，这是制度的无力和悲哀，那么谁又应该为这些事故买单？我们缺少一个可以合理期待的制度。

余凌云教授对行政问责制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他认为结合现实分析其利弊，必须考虑责任的牵连范围以及增加的官员个人风险，这些因素不利于行政工作良性发展，不见得是一种推动法治的有效手段。在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中，多种方式配合，而内部监督往往起着重要作用，行政问责制固然重要，但要确保建立合理制度，规则之下再问责。

沈岿教授则认为要明确问责和救济之间的界限，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机制相互配合，问责是一个方面，同时也有其他方式存在，并且要明确具体执行者的行为规则，法治化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明晰的规则文本。他同时提出了自己正在思考的一系列有关的问题，重申这就是一个走向民主化的过程。

分别发言后，三位嘉宾与主持人共同讨论了各种现实状况，对比中外各类案件，问题集中在我们要怎样的问责制，怎么问，谁问，问谁，用什么程序等等，这是一个制度衡量的问题，需要一个标准，中国的体制有着自身的特点，我们需要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这一引人深思的议题也激起了在场老师与同学的认真思索与积极讨论。这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对行政问责制的法治化道路的思考过程，嘉宾们的发言引发了大家更深入的思考，它将留存于每个人脑海中，而本次论坛则在一片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圆满结束。